被遺忘的1968（楊天恩）

看了阿Sam的文章後，我才發覺我對我的出生年份－－1968，原來沒有甚麼記憶。

應該的。對於一個BB來說，出生的那一年不可能產生甚麼實質的記憶，最多只能是事後認識。

所以，我要對第一句說話作出修正：我發覺我對我的出生年份－－1968，原來沒有甚麼認識。（我常常說阿Sam看書比我多。又一事例。）

剛好今年一至二月份是香港「自1968年以來，寒冷天氣持續最長時間的一年」，故此，我可以猜想，我出生的那一天，1968年1月31日應該是很冷的一天吧。

事實上，我對時間沒有甚麼觀念。我常常以為「無線電視翡翠台」是跟我同年的，因為還小時，常常在慶祝生日時，也看到無線台慶的標緻。

我的爸爸媽媽告訴我，當他們結婚後，我出世前，他們居於土瓜灣。他們居住的大廈是在內街，但那大廈的背後是一所中資銀行，面向土瓜灣道。在1967年暴動的時間，那地方附近也是有「菠蘿」（土製炸彈）的。關於1967的暴動，我真的沒有從我爸媽口中得到甚麼資訊，甚至連茶餘飯後的「八卦式」討論也沒有。也許陳冠中的觀察真是正確，1967的暴動對那一代人的「心靈和知識結構」沒有留下甚麼影響吧。

可能由於爸爸媽媽是公務員，所以我在伊利沙伯醫院出生。出生後也是居於土瓜灣，爸爸媽媽應該在很刻苦的情況下做了業主吧。聽我媽媽說，在我還年少的時候，她除了要在官立小學教書以外，還要多兼顧一些補習，以幫補家計；而爸爸還是走路上班的。我記得當我念小學時，我的爸爸從土瓜灣送我回何文田培正，當時我們就是從土瓜灣，經警察宿舍，轉入常盛街，再到培正道走路回校的。從小學要花大約四十分鐘，到後來中學時廿分鐘的腳程，你大約可以想像當時的路程。更厲害的是，當我爸爸送我回校以後，他再走路到尖沙咀加連威老道旁的東英大廈（已經拆了）上班，可想而知，在當時我的爸爸是很節儉的人。在我兩個雙生妹妹出生以前，我們真的很少機會會坐的士（計程車），甚至上學，都是因為有遲到的可能，才乘坐十四座小巴。（沒有弄錯，當時的小巴是十四座的，所以當時有人甚至稱小巴為「十四座」。）

寫了這麼多，到結果都是證明我對1968沒有甚麼記憶和知識。或許如常人所說，「三歲定八十」的話，我是七十年代的人啦。這也許證明，人怎樣出生（就是「出身」吧），與他被塑造的過程其實可以沒有甚麼關係。不論我們的出身如何，更重要的是怎樣被塑造成今日的自己吧。這段被塑造的時間，我倒記憶猶新，甚至最近也一直想透過各種途徑更新這方面的記憶。再談。